7、实用规则对抗法律规则。

其有不由此者，谓之非彝。同时还对政体、人民的权利义务责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族、外交等作了规定。

除了《宋刑统》主要依据唐律外，还有繁多的敕的出现，敕与律并行且往往取代律，使法律有淆乱之虞。但就立法的总体情况看，主要是沿袭唐律，有所改动的地方多是加重了处罚。近代法学家对《大明律》颇多赞誉，列举了一系列优点，如钛趾、蚕室之制的祛除。[55]他对德教的譬喻虽不贴切，但德法并用、以刑佐仁的意思是清楚的。随之而来的，不仅西方人昂首挺胸于中华大地，不仅西方货物倾销于中国市场，而且置中国法律为虚文，自作主张地行使起治外法权来。

礼是人们自觉遵循的规范，刑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，正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。老子说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[51]这和他上面说中国没有法学家的论断相矛盾。

这部法典共12卷，2684条。但在习惯上，大多数人仍将秦至清两千年间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。第六恶大不敬，主要涉及皇帝的衣食住行，如果按照当时的观念朕即国家，也就涉及国家象征，属于违犯公共道德。该书祖述古罗马法律，又接纳了基督教的精神，成就了这一部西方现代法律视为源泉的宝典。

[69] （德）黑格尔著，范扬、张企泰译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，第111页，黑体字或重点号是原文中的。在公元前三世纪那动乱的年代，法家思想更强调的是遵守法律的必要性（法治），而不是领导人的德性（人治）。

《春秋》之义，父为子隐。最大的问题恐怕在于对人性善与恶的社会根源认识不足。结果事与愿违：农商失业，食货俱废，民人至涕泣于市道，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，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。[4]最不能反映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是古罗马的《十二铜表法》，这部法律带有厚重的古希腊传统，也曾是中世纪的罗马法的主要来源，对近现代的西方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，由于近现代的中国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法系，因之对中国法律也产生了间接的但却带根本性的作用。

[72] 《礼记·中庸》[73] 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。一句穷恶尽逆，绝弃人理，可见背弃家庭伦理道德到何种程度。此最为外人著眼之处，如必欲增入此层，恐此律必多指摘也。……汉以后的法律中了儒家哲学的遗毒，偏偏要将难以尽从的教训籍法律的工具来强制执行!结果把民族的心理缠脚般地缚束。

刑罚是非常重的，但并不如其他亚洲国家那样的野蛮。一般而言，伦理应体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，在《法学总论》中，应该体现在它的第一卷，但是在这一卷中，我们却很难见到关于伦理关系的诠释，涉及到家庭伦理的，也多以权利的面目出现，比如第一卷第九篇家长权，好在这一篇不长（在《法学总论》中似乎是最短的），我们照录于下：在我们合法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子女，都处于我们的权力之下。

但是古圣人留给我们几个道德的概念，什么义，什么诚，什么仁，这等范畴总可以说是永远不变的。因此，我们先在这里对道德作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。

四、当记念安息日为圣日。我们在法哲学的独得之秘一章中谈到法律是对恶的对立的解决，是对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，这实质上谈的法律的形式性规定，但法律还有一个内容性规定，即道德与权利，也就是说，法律是对道德与权利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。然刑愈轻愈不足以厚民之俗，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，而使狱讼之愈繁。第十二表后五表的补充，共五条。然而，德、礼、刑是相对于人性善恶的制度设计，具有不同的对象、功用、方式、手段，在我们的论述中，德相对于人性善，是人性善的直接表露，施惠于人，急人所难，心甘情愿，大爱无疆，是家庭社会温暖的港湾。[76]说到义理支撑，有人会说，不就是封建的纲常名教吗？[77]语含讥刺。

[35]革新派同样没有严谨的法理支撑，多以国际惯例予以搪塞，充斥着挟洋自重的意味，如对无夫奸案例的反驳，沈家本以无夫之妇女犯奸，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，……近日学说家多主张不编入律内。人性的内在化或主观性与社会经济形式的外在化或客观性的结合，足以从根本上解释一切制度的发展变化，当然也包含法律制度。

我们承认，在中华法系德主刑辅的表述中，容易使人们产生这样的误解，我们甚至可以承认，在《唐律疏议》的个别法条中，有德礼主宰法律的痕迹，但全面地深入地看，《唐律疏议》仍然坚持着法律的本真，用法律的方法和手段解决恶的对立。可以说，在伊斯兰法律中，有道德的直接介入，把道德引领化作了法律强制。

至于其中的盗大祀神御之物，以律疏的解释：昊天上帝、五方上帝、皇祇地、神州、宗庙等为大祀。不要幻想只要人性善，不要人性恶。

[16]接着庞德更详细地批判分析法学派将法律与道德对立起来的观点，虽然他也谈到分析法学中或有一些可以接受的理由。二 近代的误读或许因为古代的试错没能更上层楼，加之宋元明清四朝中华法系的衰落，更值西方的殖民相随而来的西法入侵，导致了中华法系的艰难时世。[19]这个左右摇摆的过程，使庞德只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没有任何理论可以长久地维持自身的地位，因而在经历了2400年的哲学与法学的探讨之后，我们实际上仍然是在原地踏步。第三议贤，指有大德行之人，直接就是道德楷模，应无疑问。

[17]从哲学的视角，他先指出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，是一个法律、道德、伦理习惯和宗教习惯不加区分的阶段，以此来说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，随后他以较多的篇幅说到自然法中内含的道德性，并且引用了沃尔夫的这样一段话：当人被看作是某些义务和权利的主体时，他是一个道德个体。九恶不义，多指以下犯上，也是违背古代伦常的。

又黑格尔主观性的道德，仅为法的三段式中的一环节，屈从于自由意志之下，其唯心主义色彩并不稍逊。在我们的论证中已经了解到，在儒家的努力下，清楚地探明，中国传统的道来源于人性，道是对人性的认识、遵循、引领、规约。

泰西各国，凡外国人居其国中，无不服从其国法律，不得执本国无此律以相争，亦不得恃本国有此律以相抗。二、八议之恩是有范围的，不是说只要是统治阶级中人，都可以得到赦免。

[39] 蔡枢衡著：《中国法律之批判》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4页。随着儒家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，礼也就出现在了律之中。刑律内有一二条为外国人所不遵奉，即无收回裁判权之实。中国自唐朝订有法律，这些法律几乎都是刑事的，而且缺乏有系统而明确的条文。

由于卷帙繁多，我们的分析比较不能巨细皆至，只能围绕这里的主题——道德伦理进行，但这一主题又散化于《唐律疏议》的全文中，还是给我们的比较分析带来困难，因之我们只能就《唐律疏议》中比较集中和侧重的条文进行分说。[25] 徐道邻也认为，《唐律》不再表现为春秋折狱、经义折狱。

[35] 不过，劳乃宣有一反驳是蛮有力的：《草案》案语谓修订刑律，所以收回领事裁判权。审讯是很简单的，因为在法庭上根本就不准有什么律师去辩护，虽然有时候备有公证人代为申辩，但所谓公证人的申辩，只不过是将被告人的一纸申辩书念给县官听而已。

[20]从庞德的全书来看，整体视角还是比较客观的，有人批评他的这本书只是收集了别人的观点，没有自己的思想。礼教德治是根本，是治未形，睹未萌。